2019年5月18日晚6：00，由姚璐副教授主讲的bevictor伟德国际求智读书会第74期于东荣大厦1214会议室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全球化与地域性。bevictor伟德国际部分2015、2016、2017级本科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首先，姚璐老师对北京大学唐士其教授的著作《全球化与地域性：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介绍，并对前四章的内容进行了点评。不同于吉登斯等社会学家将全球化与现代化混为一谈。主权国家总是被特定的地区范围所局限，而全球化过程是一种超越地区性的过程。全球化所带来的变革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域性与超地域性之间的矛盾。传统的民族国家是基于领土的，而全球化对国家是一种挑战。全球化使得资本的跨国性流动变得越发普遍，也使得国家放松了对市场的管制。但在其他方面，全球化呼唤国家能力的增强。例如，在税收领域，基于领土原因，在全球化背景下，生产处于分散化状态。资本都倾向于流向税收更低的地区，很多发达国家内部投资外流，造成了发达国家内部税源外流，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当下的热点话题中美贸易战的实质就是经济发展对国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过程中非国家行为体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呼唤国家能力的提升也日益凸显。在整个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其实是不过时的。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将会演变为国家内部的社会问题。或者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受益者只有中国。全球化将会带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组。

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有资本主义、积累（自由主义）、管制（国家干预）、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四种模式。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存在代际差异，例如英美经济更偏向于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后发的法德日等国家则是偏向于国家主导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实现，但为何会在经济落后的苏联实现呢？是因为这些全球化过程中的边缘化国家创造了平行市场，发展社会主义是为了摆脱对支配性国家的束缚。但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后期自身发展过程中被高度政治化，也走向了失败。

在这四种主流模式之外还有其他两种模式，一种是以瑞典等北欧国家为代表的新合作主义模式（这一点作者在书中没有过多论述），另一种是以新加坡等国家为代表的威权模式。国家对社会而言具有强大的独立性，国家对经济发展提供保护和支持。

接着姚璐老师提出了疑问：在这几种模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我们能得到怎样的启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应该处于怎么样的地位？国家、社会、市场这三者之间应该处于怎样的关系之中？有的同学提出，在工业革命4.0时代，随着新兴技术力量的兴起，大企业将会取代国家的位置对社会进行治理。国家在新兴技术力量面前处于弱势地位，将来的社会可能是国家和新兴技术力量的共治。国家的消亡很可能是绝对的，或者以国家为治理主体的传统治理模式的消亡。姚老师回应：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新的议题出现会出现纳入多元主体的治理模式。但是，新型治理主体的治理对象只能是功能性的议题。更多的涉及到社会价值分配分配公平正义的问题还是需要国家来解决。另一位同学说，国家将来在全球化中处于的位置很可能是一种隐蔽的状态，换言之，国家权力只是在隐蔽而非退场。国家可能通过议程控制等手段来履行职能。国家的力量会削减，但不会缺失。姚老师回应：产业的空心化使得国家的税收控制减弱，发达国家大量的服务被外包、投资外流。特朗普的当选已经当选后的一系列出人意料的政策选择可能就是一种国家的回归但引发的民粹主义以及种种负面问题可能会对社会和经济形成强烈的负面影响。同学回应：过多的历史背景可能是历史包袱，可能是一种制度惯性。历史可能对现在的社会所形成的影响可能是极其有限的，国家可能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不是受到某种历史因素的制约。而民粹主义、特朗普当选等黑天鹅事件可能是对现有全球化模式的一种纠偏而不是一种倒退。放在一个长时间的历史阶段中看，可能这些现在看来的负面事件仅仅是历史变革前的前奏或者历史变革中的阵痛。可能任何一种阶段性的政策选择都是一种钟摆式的运动。

  最后总结，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逆的状态，现在出现的挫折不是反全球化也不是逆全球化而是一种曲折发展中的全球化。想要完全摆脱制度性因素的束缚，拖延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思考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平衡关系既有理论意义也有现实意义。此外，同学们还就央地关系于财税制度改革等相关问题与姚老师进行了探讨。